《智能时代》
新技术在出现的初期，受益者是非常少的，他们通常只是那些掌握新技术或者使用新技术、从事新行业的人。具体到工业革命，最初的受益者只有博尔顿那样的工厂主、瓦特那样的发明家，或者使用蒸汽机开拓瓷器制造新行业的韦奇伍德等人。其他人在短期内是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变得更加贫穷，因为机器抢了他们的生计。在工业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摧毁，靠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运作的小作坊纷纷破产，工匠的特长敌不过年轻劳工结实的身体，他们从中产阶级沦为赤贫。因此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重重的半个多世纪。
英国人花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消化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1851年，英国在伦敦郊外的水晶宫举行了第一次世博会，展示工业革命的成功，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看完展览后，嘴里不住兴奋地念叨着“荣光啊，荣光，无尽的荣光”。后世称那个时代是英国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英国人过上了全民富裕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有体面而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时间减少到了每周48小时，童工被禁止。当时，一半的人口搬进城市，剩下的人很多在郊区买到洋楼，然后坐火车到城市和工矿区上班。周末大家可以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去教堂或者去逛商店。 那么工业革命的副作用是怎样被解决的呢？简单讲就是资本输出，开拓全球殖民地，推行自由贸易。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radwell）在《异类》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中，有1/5出生在1830~1840年的美国，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这一不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的背后有其必然性，卡内基等人都在自己年富力强（30~40岁）时，赶上了美国工业革命的浪潮，这是人类历史上产生实业巨子的高峰年代。其中洛克菲勒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而比他年长一些的范德比尔特则一度通过建立托拉斯（Trust，信托）控制了美国上市公司10%的财富。类似地，欧洲的很多工业巨子，比如克虏伯和西门子，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但是，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一样，美国工人们的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美好，当时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达到了北美殖民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比今天严重得多。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它都是赞誉之词，它的代表人物爱迪生、贝尔、福特、西门子和本茨等人，直到今天依然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们的偶像。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也是先从少数精英开始，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开始造福技术革命的中心地区。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享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
信息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创造财富的高峰年代。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20年间，出生了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太阳公司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和比尔·乔伊、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人，他们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幸运地赶上了信息革命的大潮。但是，美国大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除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因为技术革命会使得很多产业消失，或者产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这个时间有多长呢?事实证明至少要一代人以上，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那就是被淘汰的产业的从业人员能够进入新行业中的其实非常少。
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冲击甚至有可能超过过去几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其中的原因。 首先，信息革命本身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化完。全球信息化带来的效率已经使得很多人无事可做，很少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足够全球人口消费。在美国将近一半的人是不上税甚至从政府拿补贴的，从单纯经济的角度看，他们每天所提供的劳动仅仅是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已，甚至还不够，他们对社会继续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人最大的用途就是手中的那一张选票，以至于政客们为了选票可以轻易许诺，然后把国家的债务和赤字越堆越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花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消除，而摩尔定律从1965年提出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它带来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化掉。这时，智能革命又开始了，因此这次的冲击力度将是双重叠加的结果。 其次，今天的世界和200年前已经不同了，消化掉技术革命的影响要比工业革命时难得多。由于全球化，全世界已经没有空白的市场可以开拓了。英国人在19世纪中期能够过上相对富裕而从容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只需要解决几百万产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就可以了。整个19世纪，是用全球的市场，解决当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分的产业工人的生活问题，相对要比今天容易得多。
概括来讲，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可以用强度更大、影响面更广、更深刻来概括。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都因为机器智能而减少时，全世界几十亿劳动力怎么办？当然，很多人会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劳动力会被自然而然地分配到其他行业中去。但是，这种劳动力的再分配，一来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二来依赖于产生新产业。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产生新产业的必要性及其难度。 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发达国家只需要2%~5%的人就能提供全部人口所需的食品，因此农民就变成了工人。虽然这个转化的时间很长，但是很多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一比一的转化。
在1900年前后，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地区的人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在波士顿市内或者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132买一栋连排别墅（Town House）。今天，那里的人需要在Google或者辉瑞制药公司里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才能买得起同样水平的住房。在20世纪6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造就了近百万个中产阶级家庭。今天，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公司，它的市值（2016年）超过6000亿美元，创造出来的财富超出了当年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数量级，仅账面上的现金就超过1000多亿美元。但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只雇用了8万名员工而已。市值和苹果类似的Google公司，雇的人更少。今天，进入Google公司要比被哈佛录取难得多，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而Google的还不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受益于苹果或者Google这类公司的人，远比20世纪50年代普通汽车厂装配工人的数量少很多。
《态度》
关于命运
- 中国过去20年，互联网大概以20%速度复合增长；如果参与到互联网大潮，即便获得平均水平收益也很客观。如果只是看股市波动，顶多线性增长。
- 智慧是不分贫富的，贫穷是神对人的考验，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所罗门认为，贫困的状态使人奋发上进，人年轻时不妨贫穷一些
关于格局
商鞅用帝道、王道、霸道游说秦孝公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追求速效、无视长期利益。对于年轻人，先要解决短期利益、才能有资源做长远的事情。但人一旦习惯获得短期利益，很难追求更高境界。
- “那些中途退学的人，都找到安稳的工作，当时他们的生活水平高很多，但一辈子所能触及的高度基本那个时候就限制住了；回过头来看，人追求多高的境界，最后就会获得多好的结果”
关于投资建议
购买 ETF：
- 不要觉得可以打败市场：试图打败市场的人，不是在挑战市场的其他玩家，而是在挑战市场的有效性、也即挑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5～10年的长度下，80% 的基金表现要比市场差；巴菲特遗嘱写明绝大多数要购买普尔500指数。
- 要对市场有信心：长期看还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巴菲特的成功之处在于永远相信美国股市。
- 虽然股市会上涨、但单一股票未必：成分股一直在变化、单一股票的市值一直在变化
- 时间是朋友、时机不是：即耐心的重要性——过去45年美股回报 7%（总增长20倍），但如果错过了股市增长最快的25天，投资回报只有 3.5%（总增长4倍）；至于那25天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人知道。因此聪明的投资人永远在股市上投资，而不是试图投机选择最高低点；同时要平常心面对波动
投资原则：
- 不要过于冒险做会导致灭顶之灾的投资：如做空 & 杠杆
- 不要做自己不懂的投资（永远只赚认知边界内的钱）
- 捡西瓜、不是芝麻，一个西瓜的重量是200万粒芝麻
工程师能力模型：
5、独立解决问题，完成工程工作
4、指导和带领其他人一同完成工作
3、独立设计 & 实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2、设计和实现别人不能做出的产品（不可取代性）
1、开创一个产业
- 让自己能承担更高级别的任务：一个人的能力水平上晋升1级，不仅贡献多10倍，影响力和收入也倍数增长。5件5级的事情，ROI 不如1件3级的事情。
- 先去做重要的事情，避免 pseudo work - 花了时间但没有影响力的工作
有效沟通
诺伊斯：“这些本质上是沙子和金属导线的基本物质，将使未来晶体管材料的成本趋近于零，于是竞争将转向制造工艺；届时廉价的晶体管将使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制造它们比修理便宜”
- 有效沟通以对方的确认为准，不要以为对方一定接收到了
- 要以对方听懂的话来沟通，切忌卖弄知识、简单问题复杂化
- 沟通要简洁切中要害；为了这一点、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
- 善辩不等于好的沟通；沟通的目的是让对方接受想法、而非辩得对方哑口无言
《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新时代》
工业实验室
1925年1月1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式成立贝尔电话实验室。在2000名技术专家中，绝大多数都专注于产品开发，包括克林顿·戴维森和默文·凯利在内，另外大约有300人在哈罗德·阿诺德的领导下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正像阿诺德所解释的那样，他的部门包括了“物理和有机化学、冶金学、磁学、电导体、辐射、电子学、声学、语音学、光学、数学、机械学等领域，甚至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研究”。
贝尔实验室的员工将要研究与人类通信相关的一切，不管是通过线路、电波、录音，还是视觉影像。贝尔实验室创办几年后，在美国专利局的成立仪式上，弗兰克·朱厄特借机解释了他的新组织及其基本理念。他指出，工业实验室“只不过是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组织，那些人想必都有些创新能力，接受过知识和科学方法方面的特殊训练。实验室提供设施和资金让他们来研究、发展与自己相关联的产业”。他补充说，简而言之，现代工业研究的目的就是把科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通过这种手段，可以避免盲目的试验性实验造成的许多错误。同样，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这种手段可以发挥众人的智慧，这自然远远超过任何个人可能具备的能力。”
朱厄特的长篇演讲蕴含着一个明确的宣言。工业实验室证明团队——尤其是跨学科的团队——要胜过单打独斗的科学家或小团体。另外，工业实验室也对人们常有的一种想法提出了挑战，实验室的科学家并不是领着薪水四处寻找好主意。凯利和戴维森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再次重申这一理念：好主意到处都是，可以说太多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好的问题。
晶体管
比尔·盖茨曾经这样评价晶体管的发明：“如果能穿越时空去探险，我的第一站将是1947年12月的贝尔实验室。”
不可否认，贝尔实验室并不完美。与其他精英组织一样，它也时不时地因为个性冲突、制度性的傲慢，以及——尤其是在晚年——战略失策而出现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造成贝尔实验室1947年那个不同寻常冬季的环境因素，搞清楚此后这些年间贝尔实验室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对社会是如何进步的有许多感悟。1945年7月，凯利是在打造跨学科团队。他把化学家、物理学家、声学家和工程师结合在一起，把理论家和实验学者结合在一起，以开展电子领域新技术的研究。但是把肖克利这样的青年才俊安排到管理岗位，让贝尔实验室年长些的一些科学家受到了打击。爱迪生·怀特是技术员工中较年轻的成员，战前参加过肖克利组织的每周学习小组。他告诉霍德森，在他看来“这是凯利管理工作的神来之笔”。他甚至认为，管理层撤销那些曾经与凯利共事几十年的员工职务是大胆之举。怀特说，“这件事发生后，其中一位在我的办公室哭了。我敢肯定当时这种改革已经发展为一场革命，而也必须这样做。”
这次革命现存仅有一份真正的肇始文件：那是凯利签署的一张授权表格，同意为他新组建的团队提供资金。根据贝尔系统的规定，为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提供资金的，要么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要么是西电公司，要么是太平洋电话公司这样的地方性运营公司。不同种类的研究工作被分为不同的**项目**，每一个项目再由公司管理层审批（或者在少数情况下遭到质疑）。以真空管开发为例，与基础物理的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有自己的项目编号。
沃尔特·布莱顿后来说过，“那可能是针对某个问题组建的最伟大的研究团队之一。”实验室的员工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打印的、关于所在部门人事情况的组织结构图。第一次看到即将在默瑞山与肖克利合作研究硅和锗的固态研究新团队名单时，布莱顿读了两遍，心中暗想，团队里没有一个笨蛋，不禁为即将加入这个团队而感到欣喜。不过一分钟后他又想：也许我就是这个团队里的笨蛋。成立固态研究小组的正式目的与其说是设计某种产品，不如说是发现某种事物。按照官方说法，肖克利的团队是要弄清楚他们的新材料的基本情况，但在内心深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相信，他们很快就能为贝尔系统发现有用的东西。从许多方面看，他们的工作难度要比贝尔实验室的正常工作高好几个数量级。若干年后，半导体方面的历史学家厄内斯特·布劳恩和斯图尔特·麦克唐纳德曾指出，“固态下的一切情况变化都规模极小，甚至通过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都不可能搞清楚基本过程。
为了形象化地弄清楚肉眼无法观察的变化过程，科学家必须以程度极高的抽象化水平进行操作，这种操作若非训练有素是难以做好的。”所以贝尔实验室的理论工作者们利用黑板开展工作，希望可以在次原子层次“看清”半导体晶体的表面和内部情况；而实验派学者则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仔细地用校准仪器试验理论家们在黑板上做出的预测，这些校准仪器记录了电路试验板上——一块带有些许孔洞的木板——微小的硅片或锗片所发生的一切。然后理论工作者会再次尝试解读实验家得出的数据，用以探究理论家最初的想法。
又过了几天，布拉顿和巴丁改善了其设备，并准备在贝尔实验室进行展示。时间安排在1947年12月23日下午，他们并没邀请默文·凯利。凯利认为应该赋予研究人员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他并不曾问及，也没有被告知巴丁和布拉顿所开展的工作。另外，贝尔实验室存在一种趋势，即让中级管理层在一定时间内承担重要的研发任务，以免取得突破的消息过早地传到高级管理层的耳朵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担心，一开始显得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可能会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因此对主管来说，其任务就是把重要的消息向上传递一个层级——据布拉顿回忆，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而且只有在他确认了其重要性后才能这样做。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告诉凯利他们不确定。
20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技术——原子弹和晶体管——的问世相隔正好三年。新墨西哥州三一点（TrinitySite）试验场核爆实验的时间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从许多方面来看，那次爆炸展示的是新材料的能量和恐怖影响：棒球大小的一块纯金属——约7磅新发现的钚——就可以夷平一座中型城市。晶体管也是新材料能量的一种展示——不到1克含有微量杂质的锗——但其重要意义却远没有那么明显。1948年6月30日，晶体管在曼哈顿格林尼治村公之于世时并不引人注目，而且给人的印象只有其最明显的用处——这种新设备是用来代替真空管的。它体积更小，更坚固，耗能更少。人们最常使用的类比是把它比作水龙头，不过它的应用对象不是水，而是可以让电流通过或切断电流，甚至可以让电流急速通过。可以这么说，只要稍稍触动把手，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效果。
用于描述新技术的语言几乎总是令人迷惑、不够准确。如果某个创意是人类进步最基本的单位，那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布拉顿和巴丁是做出了一项发现呢，还是一种发明？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确实存在的。发现往往描述的是对自然界的科学观察，比如首次观测到木星的卫星，或者分离出导致致命瘟疫的细菌。另外发现虽然会代表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但在经济方面却可能陷入绝境。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新泽西州霍尔姆德尔贝尔实验室的无线电设施研究部门，工程师卡尔·詹斯基就设计出了用于研究大气噪声的移动天线。利用这种天线，他监测到了银河系发出的稳定的嘶嘶声。在这个时刻，詹斯基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射电天文学领域的研究，这一发现给他和贝尔实验室的名声都带来了持续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发现却从未带来任何有利可图的电信发明或电信设备。“这是电信领域新时代的开端，谁也没有远见能够预计其规模大小。”1951年默文·凯利对电话公司的众多经理人说。谈到晶体管时，他补充道，“没人能预测它会产生多大影响。”凯利承认，直到退休他也未必能目睹晶体管产生的全部影响，但“在我有生之年，肯定在20年内”，它将比真空管更大程度地改变电子工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未来的电信系统将“更像人脑的生物系统和神经系统”。微小的晶体管尺寸变小，而且降低了能耗，“因此我们将进入新的经济时代，尤其是在交换和本地传输方面，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我们至今没能预见的领域。”他心中设想的似乎是某种人类网络的延伸，模糊奇妙、技术复杂，信息可以轻松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取得联系。
在电子行业，曾经有传言猜测贝尔实验室对晶体管的热情或许有些过分，媒体报道中提到生产这种设备的难度只会让人们更加怀疑。缺点也罢，优点也好，几乎可以确定凯利的信心源自他早期的经历。他记得在曼哈顿下城没日没夜地制造真空管的日子，起初困难重重，后来经过一系列的递增式发展，真空管的性能和耐用性提升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他还记得，随着真空管逐渐大众化——广泛应用于电话系统、收音机、电视机、汽车和相关领域——其价格水平也下降到了昔日无法想象的地步。他早已明白创新就是要满足经济的需要。正如杰克·莫顿所说的，如果无法销售产品，那么你就没有做出革新；而如果没有合理的价格，你就永远不能销售任何产品。因此凯利看到晶体管就想到了以前的真空管，由此他可以感知未来。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提醒的地方，他想要将其告诉电话公司的经理同行。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研究和其他研究项目都是艰苦的工作。他们确立目标时非常谨慎，然后通过实验和计算的过程逐步实现目标。“贝尔实验室不是‘魔法屋’，”凯利告诫大家，此处他在回应最近读到的一篇关于贝尔实验室的文章标题，那篇文章令他反感。“科学并没有神奇之处。我们的研究人员遵循的是明确的计划，而计划则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其中并没有什么魔法。”
申农 & 信息论
申农后来谈及加密信息和未加密信息的关系时指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它们非常类似，一个是隐藏信息，一个是传输信息。”在关于密码学的论文中，他简略地提到了他称之为“信息理论”的一些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书面和口头交流都依赖代码，要么是纸面上象征性的字母，要么是我们的声音传输（编码）、通过耳朵和大脑接收（解码）的元音和辅音组成的声音。每过10年，现代技术就会推动日常使用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进一步发展，转向更深层次的密码、标志，以及通过电子方式增强的表达方面的谜语王国。口头语言已经让位于印刷形式的书面语言，书面语则逐渐让位于传输的语言。这种传输语言在空中通过无线电波或系在杆子上的金属电缆传播。首先出现的是电报——电报使用的是莫尔斯电码（或者可以用布尔代数的1和0这种符号），接收者收到后再将其翻译成英语。之后出现的是电话，电话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把声音变成了表达声音压力的电波，然后把这些电波通过电缆或微波进行传输。在接收端，交错存取的信息就会被石英滤波器分离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先将其译解，再传送给受话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贝尔实验室开始着手研究更有效的通话新方法。脉冲编码调制这种理论并不是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却在那里得到了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申农及其好友巴尼·奥利弗的帮助。申农对脉码调制复杂的推广工作兴趣不大，因为那是贝尔实验室研发工程师的任务，而且这项工作最终耗费了他们10多年的时间。他后来说道，“我很少对应用方面感兴趣，我更看重问题的本质。问题值得解决吗？有趣吗？”
申农的同事布洛克·麦克米兰解释说，“他总是在探究事物深层次和基本的关系。”所以现在他发现了这些关系。申农后来曾说过，论文的主旨之一就是“信息可以被视为像质量和能量那样的物理量”。然而，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考虑，我们或许可以说申农从源头上回答了令贝尔实验室工程师痛苦不堪的一个问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能把信息传递得多快、多准确？申农在论文中解释说，“通信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一个地方准确或大致复制出在另一个地点选择的信息。”似乎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申农继续阐述了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意义重大。
所有信息在从信息源传到目的地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噪声问题。噪声可能来自自助餐厅餐具的碰撞，也可能源自静电干扰（来自收音机）或“雪花”（来自电视机）。它们会干扰信息传递的精确度，而且每种输送信息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噪声渠道。申农的研究结果显示，某些语言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而且一些信息也比其他的更常用。因此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计算出这些话语或消息到底包含了多少信息。（申农最喜欢用这样的例子来进行解释：例如，一个人可能需要知道quality这个词是以“q”开头的，但却无须知道“u”紧随其后。因为“u”总是跟在“q”后面，所以如果他们已经知道“q”的话，收到“u”也不会带给他们更多的信息，接收者完全可以自己推测出来。）
申农曾建议工程师们使用称作“比特”（bits）的术语来计算消息，他认为以此计算出的信息内容和信息率是最有用的。“比特”一词之前从未以这种意义出现在书本上。bits是申农从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同事约翰·图基那里借鉴来的，是“binary digits”（二进制数字）的缩写。
对于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来说，申农另外提出的实用数学方法给他们留下了更直接的印象。申农的计算显示，一则消息的信息量不能超出信息传输渠道的容量，就如同水管每秒只能运送一定加仑的水一样，一种信息传输渠道也只能以一定比率传送一定比特的信息，信息量无法再增加。一旦信息量超负荷，传输质量就会下降。基于这一计算结果，人们可以通过度量传输渠道的信息容量和信息的消息量，得知发送信息的速度和准确度。现在工程师们已将容量和信息量两者相结合。对任何能够真正用电线、电缆或微波发射器设计出交流系统的人来说，申农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思想，更是一种新标准。
申农的文章中有一个观点十分令人震惊，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申农向人们表明，任何数字信息都能被准确无误地传送，即便是通过噪声干扰最强的线路也不例外，只要你把纠错码混入原始信息，就能被准确无误地传送。纠错码是一种必需的附加信息，由额外的1和0构成。申农在之前写的密码学文章中已经指出，通过缩减冗余，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压缩，从而更高效地进行传输。如今他似乎又在阐述一种相反的观点：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增加信息冗余，以便使传输更精确。人们可能会想到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发送信息时故意将其增值三倍，以提高信息在嘈杂的渠道中被清晰地接收的可能性。但申农指出，编制这种自我纠错代码的方法还有无数种，而且更加简单。实验室的许多数学家把自己的精力花在研究细节问题上，而申农却对此不太感兴趣。
在依靠集体智慧取得成绩的数学部——那里鼓励员工合作撰写论文而不是单打独斗——这一点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他的孤僻也很有趣，因为这在实验室里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发明创造的关键是凭个人天赋还是集体合作。在那些正努力使创新过程惯例化的人看来，他们既有证据支持把集体放在首位，也有证据反对把集体放在首位。而创新过程**惯例化**正是实验室的领导者默文·凯利毕生的目标。因为许多“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新突破，诸如曼哈顿工程、雷达和晶体管等，很明显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集思广益，共同做出的发明创造。
然而凯利这时候又会说：“尽管需要强调领导、组织以及团队合作等因素，但个人因素始终是首位的——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创意和观念正是在个人的脑海中形成的。”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譬如约翰·巴丁会突然建议固态物理团队研究半导体难以渗透到的物体的表面态情况。擅妒易躁的肖克利坐在芝加哥宾馆的房间里为晶体管的连接奠定了基础，比尔·凡恩午后小憩醒后仿佛做了一个启迪性的梦，便想到了锗元素提纯的新方法。
进一步来说，在良好的环境中，团体或聪明的同事也能够引发个体的洞察力。在申农事业的中期，贝尔实验室专利部的一些律师决定开展研究，看是否有一项原则能说明贝尔实验室的某些个体较其他个体更多产的原因，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拥有专利最多的员工经常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哈利·尼奎斯特共进早餐或午餐。据一位科学家回忆，这并不是说尼奎斯特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而是因为“他能引导人们思考”，最重要的是尼奎斯特能提出很好的问题。
然而贝尔实验室不能居功的是，不知是受到启发还是依靠直觉，申农似乎预见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他的天分与他的预见性大致相当。即便是晶体管的发明者也毫不怀疑，如果贝尔实验室肖克利团队没有发明出晶体管，过不了几年，美国或欧洲也会有人将其发明出来。申农惊人的信息理论问世是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一位学者后来指出，“因为有人创立了一个领域，阐述了所有重要的结果，几乎同时证明了其中的大多数理论。”数学家们最后争论的并非申农是否领先世人，而是争论他究竟领先了20年、30年还是50年。
在贝尔实验室就职不久，申农就开始认为雇主的系统不仅仅是一个通信网络，自动连接呼叫者的庞大继电器和交换器系统尤其如此。他将其视为正在改变和组织社会的一台巨型计算机。虽然肖克利后来也持这种观点，但这却不是传统的观点。正如申农所说，这个系统和它的自动切换机制是“高度复杂机器的完美范例，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人类制造出的最复杂的机器，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非常可靠的机器”。他同时很感兴趣的是，电话系统的建设目标是高效和覆盖面广泛，而不是为了深度思考而建设。在连接呼叫者的过程中，电话系统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完成简单的任务。但他也知道其他机器可以用于相反的目的，以深刻而不是广泛为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申农的信息论出版后不久，他就开始研究一套电脑程序，撰写国际象棋方面的一篇科研论文。
当时申农还没造出这样的机器；那个时代的计算机，即使是最简单的那种，也是庞大笨重而又复杂，因此他承认用计算机来处理下象棋这样“如此琐碎的问题”代价过于昂贵。
申农发表的第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后经《美国科学人》杂志加以改编——恰好也是关于象棋编程最早的论文。就像他在密码学和通信方面的工作一样，文章融合了哲学和数学元素，探索了象棋计算机的目的及其可能的运行机制背后的逻辑理论。文中还包含一点不同寻常的地方：针对1949年时仍然属于激进的这个观念，解释了为什么计算机下棋可以证明是有用的。“我的想法是通过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并让这种方式成为解决其他性质类似，但更有意义问题的契机。”换句话说，如果你能让计算机下象棋，或许也就可能用它发送通话请求、翻译语言，或者针对军事形势做出战略决策。或许你就能制造“能够编排旋律的机器”，制造“能进行逻辑推理的机器”。他提出，这种机器既实用又有经济效益，最终会在某些自动化任务中代替人类。
第一次看小老鼠慢慢通过迷宫并不那么令人吃惊。通过碰撞确定方向穿过迷宫的提修斯移动得很慢；它会不断撞墙，然后调头尝试不同的方向直到找到出路。它移动得不快，但它最后计算过的方向毫无偏差。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它如何成功地在铝板上导航，而是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迷宫地下的继电器）能够在迷宫导航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并同时能记住墙和线路的位置，并确定向北、向东、向西还是向南更有意义。因此第二次尝试时，提修斯能更快地通过迷宫——可能仅用15分钟。或者申农会把提修斯拎出来，把它放在迷宫中任意一个位置，它就会重新找寻出口。
- 问：申农博士，除了研究通信问题，您还做过其他事情，对吗？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似乎看到过您写的一篇关于象棋机器的文章。您可不要告诉我贝尔实验室对象棋感兴趣。
- 申农：不是的，我们是对计算机的潜力有兴趣。它们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复杂的问题。
- 问：但象棋如何关联进来呢？
- 申农：只是检验一下利用计算机可以做什么。
- 问：您所说的那种象棋机器会很高明地下棋么？
- 申农：不，它也会像人类一样犯错误……
- 问：您会说这些计算机器能“思考”么？
- 申农：那要看你如何定义“思考”了，如果记忆和决定算得上的话，但这一切都必须做成程序编入电脑。
- 问：电话公司能用电脑做什么呢？
- 申农：电话交换机本身就是一种计算机。
视频电话
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列出一长串原因，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没那么喜欢视频电话这个创意，此外市场调查的指数在另一些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当之处。顾客还是喜欢普通电话呼叫，因为这不会涉及个人情感等因素，或者至少他们没觉得视频给电子通信增添多少乐趣。研究人员还意识到了其他问题。视频电话的设备和服务都比普通电话昂贵许多。视频电话呼叫需要非常高频（和高价）的带宽，以致根本无法提供远距离服务。由于这些原因，这一技术无法吸引更多用户。“开始使用一项服务时，你会想：我有一部视频电话，而你没有——那我还是不能和你通话，”欧文·多罗斯说，“所以只有你有视频电话，我才能和你通话。那怎么可能让爱挑剔的大众购买视频电话呢？”多年后，一位名叫罗伯特·梅特卡夫（3Com 创始人，03 年华为合并为 H3C）的计算机工程师推测，一台联网设备的价值会随用网人数的增多而迅速上升。也就是说，对用户而言，网络越大，网络设备的价值越高。这一阐述——有时称为“梅特卡夫定律”——能够帮助解释电话系统和互联网为何具有巨大吸引力。相反，网络越小，设备对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小。视频电话的网络非常小，降价似乎不起作用，因此它的价值就小得让人难以察觉，也没有上升的希望。
《价值》
投资中国
在美国，你能想象走在大街上，同时看到安德鲁·卡耐基、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拉里·佩奇、杰夫·贝佐斯走在一起吗？在中国，“这些人”就在同一个时间，登上了同一个历史舞台。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多层次转型：中国同时面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带来的红利爆发出许多内生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是全面性的、不可逆的。此外，中国处在与西方共同推动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浪潮中，同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在一些领域还在引领新的产业革命。
在加入WTO以后，进入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三化合一”的时代。在西方国家，这“三化”是在不同年代渐次出现、逐步发展演进的。100年前先是城镇化、工业化，近几十年是信息化、智能化，而在中国这些现代化进程却同时迸发。一、二线城市在前，三、四线城市紧随。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里提出国家竞争力的四阶段论：一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二是投资导向阶段（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三是创新导向阶段（依靠科技创新）；四是财富导向阶段（依靠金融资本运作）。在中国，由于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多样性，这些阶段同时上演。
西方投资人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在过去的100年里，是乐观主义者带领着美国的股市走到了今天。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悲观主义者可能猜对了当下，但乐观主义者却能够赢得未来。重仓腾讯
尽管初步调研的结果比较乐观，我们仍然有很多顾虑，最突出的有两点。首先，即时通信软件的本质是什么？是从无到有创造新的沟通渠道，还是提升现有沟通的效率？是解决人们的不安全感，还是创造了一种更高级的娱乐空间？一旦形成了连接，能否出现更多的“同心圆”，发展更多的业务？其次，我们更大的顾虑是，用户基础到底有多大？能否形成网络效应，实现用户黏性？当时我身边的人很少用QQ，许多人以用MSN为荣，而腾讯的用户乍看上去多是“三低”用户——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
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一个义乌摊主的名片上除了店名、姓名、手机号以外，还有一个QQ号。后来我们拜访政府的招商办，连招商办的官员名片上也有自己的QQ号。原来，QQ的用户深度超乎想象，它对中国用户群体的覆盖满足了社交的无限可能。社交可能是有圈层的，但社交工具不应该有圈层，它应该连接所有人，打破亲疏关系、社交阶层以及沟通场景的局限，让沟通可以随时被发起、被等待、被记录，把自身人性的东西通过产品还原、纾解和建构，完全解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马化腾曾经这样定义即时通信，他认为以QQ为代表的即时通信产品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工具，而是一个共享信息资讯、交流互动、休闲娱乐的平台，语音通话、视频通话、音乐点播、网络游戏、在线交易、BBS、博客等新的应用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几年后，这些定义悉数兑现，这样一款产品几乎成为中国“网民”的标配，许多人把QQ号作为自己的网上ID，许多“网民”的第一个网名就是QQ昵称。长期主义 & 研究驱动
对投资机构，负债端往往决定了资产端，资金性质极大影响投资策略。常青基金的特点是投一级市场项目，不担心退出压力；而这要求对基金管理人（General Partner 简称 GP）非常信任。如果关注短期回报，往往无法形成长期思维。
在投资决策面前，许多投资机会的时间窗口是稍纵即逝的，最重要的是对关键时点和关键变化的把握。只有长期、动态地跟踪变化，投资人才能够对变化产生超出一般意义的理解，从而拥有与市场不同的观点，而且是基于非常长期的视角的不同观点。
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在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少数创业者能够在这个时点敏锐察觉产业的变化，为消费者和整个价值链输入新的模式和价值。什么是关键变化呢？就是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产业的生态位置调整、基础设施完善、需求的升级或转移等。许多人说，一个好的生意是建立在稀缺资源之上的，但其实变化和创新可以使原本稀缺的东西不再稀缺，并且这种打破稀缺的状态有且只有一个时间窗口，我称之为“机会窗口”，这是企业的快速成长期，甚至是爆发期。而在这个机会窗口之前，还有一个窗口叫“傻瓜窗口”，就是在一段时间里，投资人都觉得你的商业模式非常不靠谱、非常傻。在许多人看不起、看不懂、觉得不靠谱的这段时间里，企业将有机会积累用户、试错产品，并且创造出一定的商业壁垒，接下来就是拐点和陡变。
不仅如此，坚持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等多维度的行业研究，投资人可以同时关注到创新企业和传统企业，探索交叉领域的思维奇点，提前预知微妙的变化。这样的感知变化的能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深刻理解行业长期发展规律的本能，形成一种穿越迷雾看清本质的洞察力，从而把决策过程中的不解和不安转化为豁然开朗和内心宁静。
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做电子商务还是做社交平台，它们创造的价值不能简单地通过收入、盈利和利润率这些指标来衡量。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在于把消费者和商家更好地连接起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腾讯具有遍及中国的最广泛的社交网络，这些价值都是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比如说腾讯，当时我们认为，按照价值投资的思想，腾讯具有的特许经营权价值远远超过其财务报表中通过账面反映出的部分。看企业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业务本身能否为社会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
对于数据，我有这样几个理解：第一，数据不等同于真相，真相往往比数据更加复杂，研究人员需要看到的是具象化的真相，而不是抽象的数据；第二，数据本身没有观点，研究人员不能预设观点、只喜欢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第三，数据不一定永远有用，不同情况下，一些曾经有用的数据可能不再有用，需要找到新的指标。很多人迷恋数据是因为数据可以作为挡箭牌，抵挡因为懒惰而带来的错误，从而把责任怪罪到数据上。
时间创造复利的价值
每一个投资人都要搞清楚的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加深护城河的，才是“资产”，时间越久对生意越不利的，则是“费用”。因此，短期波动无法影响最终的收益。其实，市场低潮期正是投资人直面内心的最好时候，让你真正去考虑谁是最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持续放大优势。同时，外部环境不佳的时候，往往也是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的时候。
杰夫·贝佐斯问沃伦·巴菲特：“既然赚钱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长期价值投资永远排在第一位，那么请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赚不到钱？”巴菲特回答：“因为人们不愿意慢慢赚钱。”把时间分配给能够带来价值的事情，复利才会发生作用。要研究大的问题，追求大问题的模糊正确远比追求小问题的完美精确要重要得多。选择与价值观正确的长期主义者同行，往往能让你躲避许多重大风险，并获得超预期的回报。人类天生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大脑结构天然让人们误以为最容易够到的果实是最好的。对于投资人而言，底层思维中必须包含经过时间检验的价值观。
打造动态护城河
查尔斯·汉迪曾提出第二曲线理论，也就是企业应该在第一曲线（主营业务）增长平缓前，找到第二曲线代替第一曲线担当增长引擎。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如果能够在变化的时代浪潮和市场环境中不断地创新，具备从一条曲线跳到另一条曲线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具备了不断深挖护城河的能力。
价值投资的陷阱
成长陷阱：
调成长型投资和价值投资之间并不画等号。许多公司从财务报表上看都是在增长，但是有的公司是真正地内外兼修，而有的公司只是处在“风口”上，利润报表的增长和这家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受到当时商业周期、经济环境的影响。就像价值陷阱的本质是利润的不可持续性一样，成长陷阱的本质就是成长的不可持续性。
人们经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千里马也不常有”。《韩非子》中有句名言，“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千里马不常有，而驽马常有，相比于日日鉴定驽马的人，只鉴定千里马的人就得不到持续的训练；而反过来，鉴定驽马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何为千里马。
风险陷阱：
只谈收益不讲风险的投资都是违背常识的。计算投资收益的基本公式就是风险和成本调整之后的长期、可持续收益。只要把风险看清楚了，就知道收益是怎么来的了，这就是所谓的“管理好风险，收益自然就有了”（ Focus on the downside and the upsid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即使是再伟大的投资人，犯错误也是必然的，能否把犯错误的代价控制到一定的损失范围内，在风险与利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在“恐惧”“贪婪”的两难抉择面前保持平常心，是甄选成熟投资人的关键。
- 也许有人觉得，避免犯错误的唯一方法是不进行投资，但这是所有错误当中最严重的一个。要学会宽容自己的错误，同时把每一次错误变成学习经验。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规避风险陷阱的办法之一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说的寻求安全边际。把情况想到最坏，看看最坏的情况发生后还有哪些次生伤害，有没有反身性，看看灾难来临时有没有自救手段或者“逃生舱”，始终对不确定性保持理性的谦卑，这些都是安全边际的内涵。
-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判断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持续创造价值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这可以理解成以攻为守。
信息陷阱：
很多时候，犯错误的原因并不是你收集的信息不全或者收集了错误的信息，而是（信息过载情况下）你过于相信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收集信息形成微判断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善于识别信息的权重，到底哪些信息已经是市场的存量信息，哪些信息是市场的增量信息；哪些信息在哪个阶段是重要信息，哪些信息始终重要或不重要。给信息赋予权重，比做出微判断要难很多
信息陷阱的本质就是信息本身不会告诉你立场或观点，更不会告诉你它有多重要，你所观察的角度决定了你看待信息的方式。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也有很多是偶然性的、视角选择方面的东西。当拥有许多投资项目的时候，其中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机会，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如何识别这些机会的优先级，如何判断哪块“云彩真正有雨”。
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如果脑子里有不同的标尺或者不同的声音，就会造成自我意识的混乱。只要坚持的基础原则相同，你就可以无所限制地表达，表达方式可以很丰富。所以，我们并不是以价值投资作为唯一的赚钱方法
不确定性
人类生来就有一些心理认知误区，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厌恶，表现为在遇到困惑或压力时，想尽快摆脱怀疑，追求确定的答案。但对于投资决策来说，其核心在于对不确定性的把握。每个投资人对事物认知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生对大的市场走势有感觉，有的人天生对数据背后的逻辑有感觉，有的人天生对人性有感觉。对于同一个投资标的，有的人看到了低价，而有的人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看到的不仅是价格，还有协同和生态。你的不确定性在我这里可能就是确定性，所以每个人应该用自己擅长的方法来理解不确定性。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对自己的清楚认知，而对自我认知的不确定其实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高瓴公式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投资人而言，选择是一种判断；对于创业者而言，选择是一种勇气；对于个人而言，选择是一种相信。选择与努力的关系就好比1和0：做出正确的、让自己心灵宁静的选择，就获得了那个珍贵的1；在这个基础上，凭借天赋不断学习、探索和努力，就是在1的身后增加无数个0。选择是初心，努力是坚持。
选择的核心是让人与事相匹配，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事业上，一定能够取得非凡的、指数级的成功。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专注、热情和才华能激活一项事业的许多可能性，甚至改变它本来的发展曲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获得超越预期的成就。而一项事业本来的属性，也能够让一个人不断地成长，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推崇伟大格局观者，就是因为他们往往能洞察趋势、深谙本质、拥抱变化、富有同理心，这些将是价值创造的最重要来源。把最聪明、最靠谱的人聚合在一起，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凡盛衰，在格局。格局大，则虽远亦至；格局小，则虽近亦阻
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在其所著的《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家把企业家在经济思想史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划分为四类：对不确定性的承担、对创新的洞察、超强的执行力与极致的协调能力。这与我们对创业者、企业家伟大格局观的定义不谋而合：第一，拥有长期主义理念，能够在不确定性中谋求长远；第二，拥有对行业的深刻洞察力，在持续创新中寻找关键趋势；第三，拥有专注的执行力，运用匠心把事情做到极致；第四，拥有超强的同理心，能协调更多资源，使想法成为现实。
保持进化
人张一鸣对保持进化也有独特的理解，那就是“延迟满足”。别人喜欢调试产品，他喜欢调试自己，把自己的状态调节在轻度喜悦和轻度沮丧之间，追求极致的理性和冷静，在此基础上为了长远的战略目标强迫自己学习许多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当张一鸣在调试自己的同时，又把公司当作产品一样调试时（ Develop a Company as a Product ），我们无法想象这家公司的边界。
长期主义者在保持进化时，往往不会刻意关注竞争对手在做什么。一旦盯着竞争对手，不仅每天会感到焦虑，而且会越来越像你的竞争对手，只会同质化，而难以超越它。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未来三五年，或盯在具体的某个业务上，你身边的许多人都是竞争对手；但如果着眼长远，不断进化，可以和你竞争的人就很少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长远的打算。
电商的本质是人和商品的连接，核心在于解决效率问题。而促使流通加快的方式，既可以是人找商品，即以商品为中心；也可以是商品找人，即以人为中心。黄峥选择了后一种，他认为以人为中心存在大量的可能性，拿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来促使整体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具体的模式中，先是攒齐一群人，把人们长周期、零散化的需求快速集结成同质化的批量需求，构成空间和时间双维度的集结；在这个基础上，直接打通供应链，连接田间地头、制造工厂，形成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 ）反向定制，这就大大降低了柔性化定制生产的难度，从而实现了商品的低价供给。这个模式把人作为促成交易的关键，从生产端的“最初一公里”到消费端的“最后一公里”，所有参与的人都会获得实惠，而且商品流通效率更高。
同理心
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说，他认真研究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学中开设的课程，发现只有两门课对培养管理者最有帮助：短篇小说写作与诗歌鉴赏。小说写作帮助学生培养对人以及人际的入微观察，而诗歌则帮助学生用感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去影响他人。在他看来，真正好的领导者、管理者应该对身边的合作伙伴的行为、态度以及价值观有着敏锐且练达的洞察。
打造创造价值的组织
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去中心化的核心是让听到炮声的人来做决策，而不是让听到炮声的人打电话请示连长、连长请示营长、营长再请示团长。打造去中心化组织的前提是培养最佳的前线人选，并赋予他们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的责任和权威。所有决策过程都在执行层制定，自己的员工能够理性思考、果断行动，可以无拘束地跨团队交流。
有一个新概念叫“组织力”，即企业的内生凝聚力和驱动力。组织力越强，企业增长或转型的加速度就越大。拥有强大组织力的组织，能够主动寻找边界的压力甚至是不适感，从而不断地进化和突围。
彼得·德鲁克说：“管理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对抗熵增。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生命力才会增加，而不是默默走向死亡。”当企业必然地变得涣散、失效后，管理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对抗熵增，围绕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何沟通和反馈，如何凝聚共识，把组织更新到创业第一天的状态。
《原则》
例如，当你培养人际关系时，你的原则和别人的原则将决定你们如何互动。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才会相处融洽。没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之间将不断产生误解和冲突。想想和你关系最紧密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你一致吗？你是否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或原则是什么？在人际关系中很常见的是，人们的原则是不清晰的。在那些成员需要有共同的原则才能成功的组织里，这尤其会造成问题。
就我们一致同意的相处规范而言，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需要做三件事：
- 把我们的真实想法摆在桌面上
- 存在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歧，但人们愿意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更改观点
- 如果分歧依然存在，拥有一种大家一致同意的决策方式（如投票或者拥有清晰的权威），以便我们能够不带怨气地把分歧留在身后
每个人的大脑都有两部分——层次较高的逻辑部分与层次较低的情绪部分。我称此为“两个你”。它们会争夺对于一个人的控制权。管理这一冲突的方式，是我们行为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大脑的逻辑部分可以轻易理解了解自身弱点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克服弱点的第一步），但大脑的情绪部分通常讨厌这么做。
在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时，我让一位聪明的心理学家苏·昆兰对他们进行测试。事实证明她的评估很精确，为孩子们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线图。因为这项测试很成功，所以我和昆兰以及其他人合作，试图找出最好的测试方法，对我的同事进行测试。2006年，我第一次做了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测试，并发现它对我的倾向描述得很准确。MBTI测试结果描述的很多差异，例如喜欢关注宏观概念的“直觉型人格”和更关注具体事实与细节的“感觉型人格”，对于理解桥水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很有用。我开始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彼此理解的心理测试。2008年年初，我让桥水的大多数管理者做了MBTI测试。结果让我吃惊，我不相信一些人真的使用测试结果所描述的方式进行思考，但当我请他们以1—5的数字来给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打分时，80%以上的人打了4分或5分。
《投资最重要的事》
霍华德·马克斯从他逆向投资的40多年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投资最重要的事
- 不是盲目相信股市总是有效或者总是无效，而是清醒地认识股市相当高效而且相当难以被击败，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长期战胜市场
- 投资决策不是以价格为本，而是以价值为本
- 不是买好的，而是买得好
- 不是波动性风险，而是永久损失的可能性风险
- 巨大风险不发生于人人恐惧时，而发生于人人都觉得风险很小时
- 不是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追求低风险高收益
- 不是趋势，而是周期
- 不是市场心理钟摆的中点，而是中点的反转
- 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为
- 不是想到逆向投资，而是做到逆向投资
- 不是价格也不是价值，而是性价比，即安全边际
- 不是主动寻找机会，而是耐心等待机会上门
- 不是预测未来，而是认识到未来无法预测，但可以先做好准备
- 不是关注未来，而是关注现在
- 是认识到短期业绩靠运气，而长期业绩靠技术
- 不是进攻，而是防守
- 不是追求伟大成功，而是避免重大错误
- 不是在牛市时跑赢市场，而是在熊市时跑赢市场
第二层次思维
第一层次思维者寻找的是简单的准则和答案，第二层次思维者知道成功的投资是简单的对立面：
- 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会在什么范围之内？
- 我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 我正确的概率有多大？
- 人们的共识是什么？
- 我的预期与人们的共识有多大差异？
- 资产的当前价格与大众所认为的未来价格以及我所认为的未来价格相符的程度如何？
- 价格中所反映的共识心理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
- 如果大众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资产价格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资产价格又会怎样？
风险
你会听到太多的人在说：“高风险投资带来高收益”。然而靠更高风险投资来获得高收益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更高风险的投资确实能可靠地产生高收益，那么它就不是真的高风险了！正确的表述是：为了吸引资本，风险更高的投资必须提供更好的收益前景、更高的承诺收益或预期收益，但绝不表示这些更高的预期收益必须实现。
更高的投资风险导致更加不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收益的概率分布更广。当定价公平时，风险较高的投资意味着：
- 更高的预期收益
- 获得较低收益的可能
-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损失。
传统的风险-收益曲线图具有误导性，它虽然表现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却没有表现出其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它对承担更高的风险便能赚更多钱的坚定暗示，已经给许多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总结
- 价值：简单来说，是账面现金和有形资产价值 + 公司或资产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 所有这些东西的增值潜力；为了取得投资结果，必须对价值有深刻的洞察，因此必须学会别人不会的东西、以不同视角看待问题、把问题分析更到位 —— 最好三者都能做到
- 培养并坚持良好的价值感：在资产价格高涨、并人人认为价格会永远上涨时，能够获利退出；在危机时有买入的勇气。低于价值买入是最可靠的盈利途径，高于价值买入则很少奏效（警惕成长股或参与热门的动量市场）。优秀的投资者的目标是买的好，不是买好的。
- 价格和价值的关系，受到技术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永远不要低谷心理影响的力量（贪婪、恐惧、怀疑、盲从、自负、嫉妒、屈从），任何人不要奢望对情绪的免疫和绝缘
- 经济与市场周期的波动：不论哪个方向，都有多数人相信或怀疑，投资者的群体效应也是有规律的钟摆波动；考虑理性的逆向投资
- 买入卖出的大好机会，往往与极端价格相关；身处周期中时、不会经常出现极端价格，要具备几年一次的操作的心态。此外，「定价过低」≠「很快上涨」，因此要具备足够耐心和毅力
- 应对风险：风险是「永久损失本金」的含义，提高风险不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谓的「多元化」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广的结果范围（也即可能导致一致的损失概率，即正相关性），只有投资组合能对特定环境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反应时，才是有效的。只有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才能发现隐藏在概率分布左侧尾部的不利事件下的潜在风险补偿收益
- 控制错误边界：市场多数处于繁荣期，但只有在衰退期（潮水退去的时候）才能凸显防御的价值
- 宏观与微观：无法预知宏观未来（很少人对未来经济、利率、市场总量的预测能正确超越群体共识），职业投资者的时间用在微观的知识优势上（行业、公司、证券信息）。坚持在坚定但不正确的预测的基础上投资，是损失的根源。世界不是完全有序运行的，随机性和概率分布，不可能提供必胜的投资策略
- 不同投资人具备不同的投资风格：如繁荣期的积极进取类投资者，衰退期的限制损失的防御投资者；必须关注其在跟自己风格不符合的环境下的表现，长期结果是否好于单纯由于投资者风格带来的结果？如果不是，那投资收益可能只是市场收益与β系数的乘积
《乌合之众》
群体：
-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
- 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
-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群体现象：
- 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
- 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群体的道德：
-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
- 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 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
群体的理性与想象力：
-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
-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恺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恺撒的尸体
- 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造成的危害与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
-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群体领袖与名望
- 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所谓的名望
- 名望所涉及的感情，既可以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们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例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
-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
- 帕斯卡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
-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
- 产品计划由产品负责人制订，但产品计划常常（几乎总是）会遗漏最为重要的因素：创造这些新功能、新产品或是新平台，其背后依据的技术洞见是什么？这所谓的技术洞见，是指用创新方式应用科技或设计，以达到生产成本的显著降低或产品功能和可用性的大幅提升。依靠技术洞见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与同类竞争产品拉开显著差距。而这样一来，产品不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且无须大肆宣传也照样能让消费者感受到其独一无二的魅力
- 2009年的一件事，更让我们对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有了深入了解。当时，我们在评估谷歌的产品线时发现了一条规律：最优秀的产品是靠技术因素而非商业因素赢得成功的，而在那些稍逊一筹的产品身上，技术优势就不那么突出了。鉴于谷歌品牌的影响力，任何产品只要打着谷歌的旗号，就一定能在市场上赢得一定的关注。如果用使用者的人数来衡量产品的表现，我们绝对可以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的产品是成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的时候，一些产品一开始展现的势头很快就停滞了。几乎所有这种昙花一现的产品，背后都缺少技术洞见的支撑
- 仙童半导体及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曾说：“乐观是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你怎能放弃安逸而追求改变，或离开舒适的环境而选择冒险呢？”
《创业维艰》
- 从宏观角度来看，只有当资深主管们把集体成就放在个人成就之上，从全局角度而非个人角度来考虑问题时，这个公司才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以公平、公正为基础的奖赏体系中，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就意味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零的1%还是零
- 安迪·格鲁夫认为，以公司发展为依托、实现个人发展的野心才是恰如其分的，个人成就仅仅是以公司成就为前提而形成的伴生物。相反只关注个人成功而将公司利益置之不顾的人拥有的只是不当的野心
- 管理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提高员工产出：激励和培训；培训是公司对所有管理者的最基本要求
- 想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最好的方法是在该职位上亲自体验一番。CEO 往往不愿意干职能性工作，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缺乏相应的知识。这种担心恰恰是你应该干这类工作的原因——学会相应的知识。“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 大公司主管的职责和小公司主管的职责大不一样，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优化和调整现有业务上。事实上，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大公司主管会告诉你，如果你一个季度做出的方案数超过三个，你的工作就超量了。因此，在处理日常业务时，大公司的主管往往都是中断驱动式的。如果你是创业公司的一名主管，除非你自己找事，否则便无事可干。在公司创立初期，你每天必须做出8~10个新方案，否则公司就会停滞不前